（一）据说，近时文人之间官司盛行，列位啧有烦言。文人的本分即是写作，即使是争端或者申辩委曲亦当诉诸笔墨。拉出法庭的后盾，这仿佛有了些狐假虎威的意味。
在我看来，文人的生活并没有隔绝在法律之外。如果文人的房产遭到侵犯，或者无端地被邻居殴打，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祈求法律的保护。呼吁文人少一点官司纠缠，谈论的是一个特定的问题：美学的或者学术的分歧没有必要诉诸法律。
通常的意义上，我赞同这样的呼吁——目前的法律体系很难鉴定美学的或者学术的是是非非。
（二）当然，这些呼吁仅仅是一种劝告。许多人补充说，如果文人执意要上法庭，那是拦不住的——他们有选择法律裁决的自由。
但是，我要在这里进一步说明，法庭不可能裁决所有的分歧。张三看不惯李四用左手握笔书写，他试图将李四告上法庭，法庭却无法受理。换言之，张三与李四之间的分歧没有法律的意义。一个人遵从浪漫主义的诗歌而另一个人崇尚写实的小说，一个人认为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是曹雪芹而另一个人否定此说，这种分歧目前也没有法律的意义。即使某些文人竭力将美学问题或者学术问题拖向法庭，法庭并没有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。
如果法庭受理了某一个案件，这往往意味着这个案件背后的分歧具有法律的意义。报载，某些人曾经因为两元的电话费对簿公堂。两元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，但是，用户与电讯局之间的分歧是深刻的。
这样的事实证明，如果某一个文人的起诉已经被法庭受理，那么，他与被诉对象之间的分歧已经进入法律的范畴。
（三）我愿意谈一谈《马桥词典》的诉讼案——许多人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议论纷纷。不少人流露了这样的意思：韩少功没有必要将批评家对于《马桥词典》的非议交付法庭。谈论一部小说的时候，法官难道比专业的批评家更高明？
我想，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有助于集中焦点：韩少功与那些批评家——即韩少功起诉的那些批评家——之间的分歧是不是美学问题或者学术问题？他们之间的分歧有没有法律意义？这是判断韩少功有没有理由求助于法庭的重要依据。
（四）鉴于一些人对于人事关系的特殊兴趣，我愿意事先说明我与韩少功的关系。我与韩少功已经相识15年；除了文学的交流，偶尔还有一些私交，譬如打电话的时候会问一问近来身体如何。人们当然还可以对于这种关系进行想象，例如韩少功因为这篇文章发给我多少津贴，或者如同我曾经敬重的一位作家在文章之中所形容的那样，我与韩少功是“哥们姐们”。
尽管如此，如果有人在这种想象之后真正说服我，如果他的确有资格说：“你的想法不正确，无论你是韩少功的朋友还是韩少功的宿敌”，那么，我愿意修正自己的观点。
（五）让我回到这个问题：韩少功与那些批评家之间的分歧是不是美学问题或者学术问题？
张三自诩身上的服装款式十分优雅而李四却认为粗俗简陋，这是美学观点的分歧；张三说这件服装的布料是亚麻而李四却坚持这是真丝，这是学术观点的分歧；可是，如果李四说张三身上的服装很像他邻居丢失的那一件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想，多数人不愿意大度地接受这种结论而不予分辨。
我们还可以进行试验。我们可以在美学的意义上阐述《马桥词典》结构凌乱，语言晦涩，人物苍白；我们想看看韩少功能不能起诉我们。即使韩少功将我们逼上法庭，我们还要替法官想一想，他究竟根据什么审判我们？
可是，如果批评家说《马桥词典》是对于另一部小说“粗陋的模仿”——“它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象，而且是完全照搬《哈扎尔词典》”，那么，这还仅仅是美学范畴之内的分歧吗？
（六）一个学术结论的意义通常在学科范围得到评价。但是，某些学术结论同时还隐含了法律的意义。历史学家考订某一条国界的准确位置是学术结论，但是，这样的学术结论还可能表明某些军队是不是侵略了邻国。
“完全照搬”这样的断言是不是隐含了法律意义呢？一旦这个断言暗指某种程度的剽窃，那么，法律的追究已经迫在眉睫。如果有人告诉我，张三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“完全照搬”我的作品，我一定会认真对待。只要情况属实，我就会考虑起诉张三剽窃。
我们都是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。我们是否愿意想一想，如果“完全照搬”隐藏了将韩少功推上被告席的可能，那么，韩少功还能使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？
（七）或许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：“它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象，而且是完全照搬《哈扎尔词典》”——这样的表述是否包含了“剽窃”的涵义？
许多作者——包括我自己——肯定不喜欢被形容为“完全照搬”另一位作家。我们忌讳的是什么？难道我们不是忌讳这样的表述里面包含的“剽窃”涵义吗？
一批非学术的报纸迅速转述了这样的表述，这是一个佐证——它们领会了这样的表述之中含有的“剽窃”涵义。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涵义，这批报纸并没有多少转述的兴趣，就像它们对待学术刊物上其他学术观点一样。
（八）我想重复一下：这里谈论的仅仅是，韩少功有没有必要将批评家对于《马桥词典》的非议交付法庭。至于法庭的审判合理与否，这不在我的话题之内。不在我的话题之内的还有许多内容，例如舆论和媒体的喧哗，例如哀兵策略的使用；例如一些人对于法律的幼稚想象；例如历史上的某些法律评判如何变成了学术问题，或者某些美学的差异如何变成了法律问题；例如一些《马桥词典》与《哈扎尔辞典》均未读过的批评家多么急于发表意见；例如怎样使用一些夸张的尖刻辞句进行投机；如此等等。我从这个事例之中得到的感想是，我们要尽量捍卫学术的自由，同时，我们还要从法律的意义上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。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，二者必须是统一的。
